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，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立即拉开帷幕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，当时既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，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，他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态，以及自身的利益关系考虑，采取种种做法，力图影响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。当这场大决战尘埃落定时，斯大林尽管有所保留，还是较为诚恳地对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，做了自我反思。
　　

　　按美苏合作框架解决中国问题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主要是美、苏两个大国合作，构建了雅尔塔体制。根据雅尔塔协定，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，均得到最大的满足。可以说，苏联是雅尔塔协定的最大受惠国。难怪斯大林对此由满意而自傲起来。战后，斯大林曾把一张新的苏联疆域图挂在墙上，对同僚们说：“我们瞧瞧怎么样了吧！北面、西面，一切正常。东面怎么样了呢？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，萨哈林全是我们的了。你们看，多好啊！而且旅顺口是我们的，大连也是我们的了。”接着，斯大林用烟斗沿中国划了一条线，说：“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。中国、蒙古，一切正常。”

　　斯大林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定位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。雅尔塔体制是大国合作、关键是美苏合作的产物，因此，稳定雅尔塔体制，斯大林自然谋求美国的配合。1945年4月12日，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。4月13日，斯大林致电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，对罗斯福的早逝表示深切的吊唁，更希望“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，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”。

　　1945年5月8日，法西斯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，欧洲战争结束。5月10日，斯大林致电丘吉尔，向英国武装力量和英国人民祝贺胜利，“我相信，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，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、有成效地发展”。即使到1947年春，“冷战”的格局已趋明朗，斯大林仍然希望维持苏、美之间的大国合作。

　　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，就是从谋求大国合作、维护雅尔塔体制稳定这一苏联外交需求下出发的。

　　斯大林逼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

　　斯大林认定，战后的中国大体上以长城为界，应是美国的势力范围。1945年底，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：“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，部分的是日本人，那么，现在中国的主人是美国。”

　　斯大林还看重国民党拥有450万训练有素、美式装备的现代化军队；而中共只有100万士兵，训练和装备都很差。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，斯大林对日益突出的中国问题，基本上持和美国相同的立场，即：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。具体说来，就是：国民党主政，共产党参政；迫使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民主化改良。

　　1945年8月6日和9日，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。8月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。10日，日本外务省电告驻瑞士、瑞典的日本公使，请驻在国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，转交给美、苏、英、中等四国政府。蒋介石看到日本正式投降在即，立刻发电报给延安，“邀请”毛泽东到重庆会谈，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“争执”。还没等到回电，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发电，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。8月16日，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，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“邀请”。

　　8月14日，苏联和中华民国的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正式签约。14日晚，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《终战诏书》，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，于8月20日、22日，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，要求毛泽东赴重庆，与蒋介石“紧急会晤”。电报说：“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，这次会晤是必要的。”电报还警告说：“不能进行内战，否则，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。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，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。”

　　电报还补充说：“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，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。在此情况下，如果一味拒绝，国内、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。”

　　对于斯大林的这种做法，毛泽东向党内高层领导人解释说：苏联“受维护国际和平和遵守中苏条约（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）必要性的约束，不能任意支持我们……如果苏联援助我们，美国将肯定支持蒋介石，这将损害国际和平，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”。

　　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蒋介石再次电邀下，8月24日，毛泽东复电蒋介石，表示同意去重庆谈判。

　　1945年8月25日，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、张治中的陪同下，偕周恩来、王若飞等，来到重庆，与蒋介石谈判。实际上蒋介石一心想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。由于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，蒋介石遂于10月10日签订了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，即“双十协定”。10月11日，毛泽东飞返延安。

毛泽东对斯大林做法的真实想法

　　历史表明，蒋介石确实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妥协的打算，只考虑怎样以武力消灭共产党；“双十协定”也被蒋介石用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雾弹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和全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，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，没有按斯大林的话办事，经过三年解放战争，就彻底打败蒋介石，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，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，忍气吞声，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，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。后来，每说及此事，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。

　　1956年3月31日，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：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，作了不正确的估计。“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（布）的名义发来的（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）密电，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。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，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。但是，我不得不前往，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。”

　　两年多后，1958年7月22日，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直刺斯大林。毛泽东说：“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不让我们革命，反对我们革命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犯了很大的错误，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。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，三次讲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，难抑胸中的怨愤，说：“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，还下命令，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、打内战的话，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。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。”